金棺上所饰刻的释迦涅槃故事与《大般涅槃经》所记完全一样，其表情安详，慧眼微闭，似睡非睡，怡然自若，毫无苦处，显得慈悲宽怀，气度非凡。弟子群集于卧榻四周。 涅槃图像是佛教艺术中一种古老而又常见的题材。
图四 金棺上的释迦涅槃图
佛舍利，亦称舍利子、舍利，传说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后，弟子焚其身，有骨如五色珠，光莹坚固，称为舍利。据说那些舍利重达八斛四斗，为八国所争，故分为八份，分装于八个宝坛（或说为瓶）中，藏于八国。后来阿育王时，又从各处索取舍利，作八万四千塔，将舍利分置塔中。至于舍利的大小，或说与米粒相似。根据佛经，若无佛真身舍利，还可用金、银、琉璃、水精、玛瑙等众宝造作，甚至以精净沙石，乃至药草的根节造作，亦称舍利，福胜寺塔出土的舍利，经鉴定即为此类舍利。
金棺银椁或其它舍利储器一般安置在佛塔中。古印度供养舍利的方式是瘗埋，即安置于塔中、塔上（天宫）或塔基下（地宫）。随着佛教的传播，在塔下瘗藏舍利的做法也传到我国，在我国，较多的是瘗葬在佛塔的地宫。目前发现纪年最早的一处，是河北定县的北魏塔基，那是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五年（公元481年）发愿修建的。河北的定县、正定，山西临猗，山东长清的宋代佛教塔基中，分别发现了不少金银器物。
隋文帝虔信佛教，于仁寿年间曾诏诸州造塔，并遣人分送舍利。1969年在陕西耀县发现的舍利塔基，据出土石函内塔铭知，为仁寿四年（公元604年）所建宜州宜君县神德寺舍利塔。这时在石函以外，四周砌护石和砖墙，已不再直接埋于塔基夯土之中。同时，石函盖面篆刻“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”九字，在函盖四侧有精美的线刻图像，有飞天、花草等。函体四侧也有线刻图像，除护法的天王、力士外，还有佛弟子“舍利弗”、“大迦叶”、“阿难”、“大目楗连”像，均作佛涅槃时的悲戚、哀哭之状。在石函内口上平嵌“舍利塔下铭”石刻，似模拟着当时墓志的款式。舍利三枚盛放于一涂金盝顶铜盒内，同时还放置有波斯银币、铜钱、金环、银环、玉环等组成的“七宝”。此外，石函内还有内装头发的圆铜盒，及装于方铜盒中内盛红色液体的玻璃瓶。可以看出，隋时瘗埋舍利的制度，更加接近当时墓葬的形制。
到了唐代，瘗藏舍利的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完全改变了自印度传来的瘗藏于坛瓶的做法，彻底改为模拟中国埋藏死者的制度，在塔基下构筑类似墓室的地宫，以砖砌建，并设有门和甬道，还绘制壁画。将舍利瘗藏于中国式样的金、银制造的小型棺、椁之中。据唐释道宣《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》，显庆五年（公元660年）春三月，敕取法门寺舍利在东都洛阳宫中供养，“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，为舍利造金棺银椁，数有九重，雕镂穷奇”。于龙朔二年送返法门寺石室掩之。在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发掘中，碑石内记有“武后绣裙”一件，或许即为显庆时所施，而经唐武宗毁佛后偶然遗留下来的，也未可知。
自显庆年间武后为法门寺舍利造九重金棺银椁后，各地瘗埋舍利时竞相仿效，目前发现的年代与之最接近的标本，出自甘肃泾川唐大云寺塔基，埋藏于延载元年(694年)。安置于砖筑的券顶地宫之中，地宫门向南，前为绘有壁画的短甬道。14 颗舍利放于琉璃瓶内，置于金棺中，金棺外为银椁，再外为鎏金铜函，最外为盝顶石函，上刻“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”。内外共有五重，虽然不及法门寺舍利的八重之数，也已相当可观。金棺制工精美，前档和两侧正中嵌白色珍珠，周围贴金片莲瓣，形似盛开的莲花，莲花四周又配以金片组成的莲蕾、莲叶。金棺的后档居中，贴六瓣金莲，周绕六朵金莲或莲蕾，其上又嵌饰石英石、绿松石等，工精而华美，表现出盛唐金银细工的高度工艺技巧。
武则天以后，以金棺银椁瘗埋舍利的做法，在唐代流行不衰。1985年在陕西临潼庆山寺发现的一组标本，反映出唐玄宗开元盛期的情况。庆山寺塔基地宫及所瘗金棺银椁，其华美程度超过泾川大云寺塔基的出土品。地宫亦用砖砌筑，前有甬道，两壁精绘护法的天王力士，内树石碑，为开元二十九年（公元741年）刊刻的《上方舍利塔记》。
安史之乱后，唐代社会经济江河日下，但统治阶级佞佛之风并未稍减，甚至恶性膨胀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 年）正月，命中使杜英奇领禁兵护送宫人30名持香花与僧徒赴临皋驿迎佛骨，开光顺门迎入大内，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。“王公士庶，奔走舍施，唯恐在后。百姓有废业破产、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”《旧唐书•韩愈传》。一时长安城中，宗教迷雾弥漫，佞佛之风日盛，以韩愈为首的士人力行反对。结局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敝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”，被贬为潮州刺史。在此以后，佞佛之风更盛，从中央到地方，瘗藏舍利之风仍然盛行。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发现的咸通十五年（公元874年）瘗封的大量文物，引导人们去回忆唐末最后一次从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的盛况。当时懿宗欲迎佛骨舍利，群臣谏者甚众，至有言宪宗因迎佛骨寻晏驾者，但他却说“朕生得见之，死亦无恨”！于是“广造浮图、宝帐、香舆、幡花、幢盖以迎之，皆饰以金玉、锦绣、珠翠。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，道路车马，昼夜不绝”。四月“佛骨至京师，导以禁军兵仗、公私音乐，沸天烛地，绵亘数十里；仪卫之盛，过于郊祀，元和之时不及远矣。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，竞为侈靡”。可惜佛骨舍利还未送还，懿宗就死了，结束了他想“借佛骨30舍利年逢太平盛事”而做的美梦，于是新继位的僖宗李儇匆忙把佛骨送回了法门寺。这次也是唐朝皇帝最后一次迎佛骨舍利之举，因为僖宗以后仅传昭宗和哀帝两帝，唐王朝就亡了，时间尚不足30年。不过，唐朝皇帝的迷信佞佛，倒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物，这自然是他们本人所始料不及的。
宋代佛教表现为与唐代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兴盛。宋代佛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唐以前的贵族式的经院佛学开始深入社会生活，自上而下地走向民间，出现了佛教的世俗化、平民化的趋势，说明佛教的中国化进一步发展。宋代佛教的世俗化、平民化、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为：教义、修行方式的简易和平民化。许多世俗的器物作为财宝供奉施舍于寺院，也有特别制造的器物。与唐代佛教的兴盛相比，宋代更加民间化，各种规则淡化，供养器也多样化。其中有珍藏佛舍利的银函、匣、盒，椁、棺、塔，用于礼佛的银罗汉、供养人，仪式活动时使用净瓶、葫芦瓶、瓶、洗、盘、盂、香熏等，形成了较完备的宗教供奉器具。河北的定县、正定，山西临猗，山东长清的宋代佛教塔基中，分别发现了不少金银器物。
这件金棺银椁，将中国古代建筑与其巧妙融合，释迦涅槃图的人物造型，也具有典型的中原人体貌特征，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本土文化，取得了佛教艺术风格与中国建筑风格的和谐统一。